教研文脉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赵勇教授到访我院并作主题讲座

2018年12月17日上午，由清华教育研究院主办的讲座在文南楼407举行，主题为“What works may hurt: side effects in education”。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赵勇教授主讲，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曼丽教授主持，教育研究院叶赋桂教授、阎琨副教授列席聆听，清华教育研究院与北师大教育学部的同学们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赵勇教授从教育研究中的实证倾向谈起。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认为教育也应该走上现代化之路，于是证据为本的教育学兴起。“No child left behind”这一政策，首次将实证数据纳入教育计划。越来越多教育者认为，好的教育应该能做随机的控制实验。赵勇教授认为，应当重提教育的价值命题，因为教育领域中的许多命题不是纯粹科学命题，而是哲学命题，是价值命题。教育领域中的许多命题不是科学命题，而是哲学命题，是价值命题。效用，effect，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一旦我们将其用于某种诉求，那么它就不再具备中性的特征。与医药相类似，教育也有作用与副作用；对于一味药而言，最需注意的是它的副作用，是它可能的害处。我们总是假定，一切教育都是好的，实际上，教育的副作用同样值得考量。

赵勇教授作主题讲座

接下来，赵勇教授从个体意义与群体意义两方面，谈了教育的副作用。他指出，近些年，针对Timss考试所做的研究发现，学生的成绩与学生的信心、成就感呈负相关；针对PISA考试所做的研究，发现考试成绩与创新创业各方面能力呈负相关；同样，群体性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考试体系，往往是对异见的扼杀。这些研究对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教育有多重目标，甚至，教学性目标和教育性目标也常常不一致。 “无用的成功，有用的失败”，这看似悖论，却是常见的现象。任何一种学习，只有当它与生存、生活相关时，才能持久。教育不要妄想培养兴趣与创造力，首先要保证，不能把它们扼杀。

最后一部分，赵勇教授指出，教育研究太过关注群体，却忽略了个体的差异。一个标准的评价体系，一定会忽略某些人，尽管它可能会对另一些人有益。没有哪一个模式、哪一种素养可以解释所有人的成功。正是差异性导致了真正的合作，如果每个人都相似，合作就不会成为可能。

同学们认真听讲

在提问环节，赵勇教授谈到了五点：一，任何教学方法都有其副作用，研究者应该主动去探讨各种教学方式的副作用，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推进；二，教育是取舍，没有完美的教育，教育的价值取向使得取舍依赖于教育者自身；三，当我们强调教育中的选择时，不具备选择能力的人就成了受害者，比如中国农村的学生；四，“percent”制度，强调学生之间的相对成绩而非他的绝对成绩，在这样的社会中，各方面的比较总会生产出失败者；五，教育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科学，其他学科的方法需要介入教育这个领域，以形成更多元的讨论。

*赵勇教授在本次讲座中所讲的内容，在他的新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What works may hurt: side effects in education》

来源：清华大学教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