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牛人周有光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出生，十岁时随母亲迁居苏州，故乡山水不仅给他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同时也孕育了他温文尔雅的气质。　　1923年，周有光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在过往访谈中，他回忆母校环境优美，教学精湛，开学第一天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天周有光去交学费，第一次见识到了字母管理法的便捷。他们每个人的姓名都使用罗马字拼写法，校档案就用字母顺序来处理学生文件。　　“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字母帮助汉字。”正是这个契机让周有光认识到了字母的好处，也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选择利用业余时间兼修语言学。　　周有光曾回忆了大学时期的一个故事：一次他去阅览室看报纸遇到一位英国老师，这位老师把他和几位同学叫到外面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报纸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件事让周有光受益匪浅，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　　但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所有学校都游行，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就可以，不要出去。但学生一定要出去，为了这个事情就闹翻了。”　　1925年6月3日，十九位中国籍教师和包括周有光在内的五百五十多位中国学生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大家排了队，扛了行李到位于徐家汇的南洋公学临时安顿，决定办一所光华大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带着全家离开上海，开始了逃难生活。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那场辗转多地的逃难，让周有光夫妇痛失爱女小禾。　　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美国工作。两年期间他上午完成工作，下午就去图书馆自修或去大学旁听，并先后请教了赵元任等语言学泰斗。　　周有光始终关注汉字拼音化，积极参与中文拉丁化运动。美国工作结束后，周有光同夫人周游世界，收集了大量关于字母学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汉语拼音字母的选择方面一直举棋不定。各种拼音方案中，汉字笔画式和斯拉夫字母式的呼声都很高。当时中国研究语言学文字学的人不少，但大多限于传统领域，现代领域缺乏人问津，几乎没有人熟悉字母学。1954年，周有光的著作《字母的故事》问世，才让字母学博得众人的注意。　　1955年10月，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自此年近半百的周有光彻底改行。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规范化、普通化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197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决定在法国巴黎开会，讨论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这次会议开了三年，年近70的周有光不辞辛劳，来回奔波，还写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提交给国际标准化组织。经他多方游说，大会终于取得了超过3/4的同意票数。　　许多人都称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他本人却并不同意。他说：“汉语拼音在清朝末年就开始研究了，到我这里只是告一段落。”“我是参加制定者之一，为汉语拼音踢了临门一脚，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踢了好多脚了。”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但他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兴趣。看高粱地之余，周有光还同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切磋语文改革。利用探亲的机会，周有光带回了《新华字典》等书籍，他以收入《新华字典》的字为依据做字形分析、科学分类统计，把信息量引入古老的汉字研究领域，开创了现代汉字学。　　《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周有光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为我国文字改革和文字学研究贡献了卓越力量。　　2015年1月13日，周有光迎来了他的109岁生日，这位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四朝元老”，如今依旧于一方书桌，继续着他的百年治学。　　他戏言道：“上帝他太忙，把我给忘了！”记者：王晓飞

光看不写不是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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